⒈最为明显的佐证是定语后置于名词（如：“腰身，闹热，菜咸，笋干，饭焦，，鱼生，菜头生，楼阁，酒汗，板砧，膀蹄，头衔，墙围”等）；副词后置于动词（如：“走好”等）及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苦倒”等）。
⒉对不同性别的动物称呼常后加，如：猪古，猪盘。
3，百越语族式连续变调。如：家jia ga go gu gw。
举例：
甲：话去哪里?
O hai ma lang?
乙：话曹家洞
O hai Caojiadong.
甲：话去曹家洞做麽头？
O hai Caogadong jv mo dai?
乙：话去曹家洞看春
O hai Caogodong ko cen.
甲：话去曹家洞打罢子，来解船皮（字牌）
O hai Caogudong dabazi,lai ga sw bi。
乙：话不去曹家洞的，真嘅冇船皮解
O ng hai Caogwdong D,zen gei mao sw bi ga..
甲：话明日记得请吃酒
O mia yei ji dia cen qio ji
乙：话明年哉
O meng li za。 李志藩，资兴人，著有《资兴方言》，海南出版社，1996年。资兴话语系湘南双方言区内之一种。那么，它在全国七大方言中到底属哪一种呢？答案是“七不象”！
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与赣语神似，且具有一些的客赣语特征，资兴说是南楚文化与西瓯文化融合产生的方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并与多种方言的相互影响、搀杂、渗透、融合与借用，如今似是而非了，资兴人与江西人、客家话，湘乡人交谈操各自的方言已起不到交流思想的作用了，这与从北方来的客家人再说不出北方话如出一辙。它虽流行于湘南，也受湘语某些影响，但它不是湘语；它是东南邻客家方言区，并略具客家话的一些特征，却不是客家话；因毗邻广东，也稍有粤语某些特征，但毕竟不是粤语；说它是属吴语、闽语，但与之绝缘；说它属北方方言，但地处华南，与北方话相差甚远；说它属西南官话，可操这种话的人都听不懂资兴土话；说它属少数民族语言，可其语言、词汇、语法均具汉语特征，且平时操资兴话的人均系汉族，而境内数千少数民族——瑶族人仍操瑶语。因此，它也象湘南地区其他各县土话一样，属混合型方言，但又不同于其他任何方言，只流行于资兴境内约30万（2006年）资兴籍人口之中，故无必要归属于全国七大方言中的哪一种，仅称其为湘南混合型方言中的“资兴方言”。
“资兴方言”是指以“兴宁话”为代表的全市方言。兴宁镇（原城关镇）设县治已有780年（1229～2009）的漫长岁月，原是资兴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故其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亦为资兴各地人民所容易接受，兴宁话自然成为资兴话的标准语。即以兴宁话为标准，以全市方言为对象的“资兴方言”。
资兴是湘南“双方言区”特殊县市之一，市内居民一般都会讲两种话，即土话和官话。而瑶族和迁进来较晚的赣、粤人再加上他们自己原来的母语，则一般能操三种话，他们聚居之处可说是“三方言区”。资兴人从小学土话，对内用土话，这是母语，为其内部交流思想的主要工具；入学后则学官话，念书和对外都用官话。文化低者则在与外界交往中边学边用官话。
全市现有36万余人口中，按民族分，汉族有35.6万余人，自然讲汉话；瑶族只有4000余人，其内部操瑶语。按城乡分，城镇人口12万余人，其中9万余人是各厂矿干部、职工，且绝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均操各自的方言，并逐步形成一种“南腔北调”的“厂矿话”，为其内部共同交流思想的主要工具；农村人口24万余人，其中内部仍操纯赣语和纯粤北客家话的，各约3000余人，共约7000余人；操近似西南官话或者说近似郴州话的，约1.8万余人。总计全市能操资兴土话的，约27万余人（包括资兴籍城镇人口和市内三方言区居民）。
资兴地域不广，可土话却甚为复杂。东说“东乡音”，南弹“二都调”，西讲“文昌话”，北唱“北路腔”，中打“街上声”。市内这五大方言区，各具特色。且其内部，一山两侧，一水两岸，往往有不同程度的语言差别。如波水乡的大湾村与北乡只是一山之隔，其声、韵是东乡音，声调则是北路腔；大湾村内的欧家与学堂前，以及坪木村内的杨家与杨家屯，都是一江相间，语音均有差异。其复杂原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固然有其一定因素；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动乱，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直接影响到当地语言的搀杂与变化。
移民到资兴来的，有江西人、广东人，也有本省人。但人数最多、历史最久的，首推江西人。早在唐、宋，甚至更早，便已开始迁徙。唐朝“均田制”下的广大农民，受田皆不足，且“租庸调”的负担极其苛重，致使民不聊生，被迫大批逃亡流窜，以致“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旧唐书》）。实施“两税法”，官府收税“督趣甚急，动加捶挞”。农民则“撤屋伐木，雇妻鬻子”（《资治通鉴》）。唐朝的腐败，酿成“安史之乱”，最后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北宋臭名昭著的“花石纲之役”，致使方腊起义，等等。于是我国东南一带的广大人民动荡不安，不断向西迁徙。历史上既有“湖广填四川”的史实，而“江西填湖南”或者蠊“赣西南填资兴”的情况也并不意外。从唐至清，江西曾持续不断地向湖南移民。“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概种，率自富饶”（《宋史·地理志》）。“袁”即袁州，今宜春；“吉”即庐陵，今吉安。“袁吉”泛指赣西南一带，“壤接者”正是湘东南，特别是指与江西交界的攸县、茶陵、酃县、桂东、汝城一带，“迁徙自占”自然首当其冲。因此，这些县的居民，至今尚操类似赣语的方言。资兴虽未与之“壤接”，但与酃县、桂东、汝城毗邻，亦可谓“次当其冲”吧！
根据对资兴市内姓氏特别是人口很多的“大姓”族谱的调查，资兴人绝大多数来自江西，尤其是赣西南一带，如占资兴籍人口最多（3万余人，占九分之一）的李姓，有8个以上的开代祖，均因避乱先后从江西卜居于兴宁。李氏“四兄弟于北宋年间避世，由江西分宜同徙居兴宁，各立基焉，而伯金卜清江蚌珠，伯玉择渡头峡嵎，其子孙繁衍于三都中田，伯元徙厚玉台前，伯亨则往五都璜塘坑”；“李饶于南宋自江右安福而徙兴宁，数传而后大衍于竹园背（今兴宁镇郊）及七都（今波水）”；“李侃行避乱于江西永新，至景南公于宋末卜宅兴宁四都，仲奇公再迁朱家坪”；东坪乡部分李姓则于清代来自宁岗县。人口1万余的王、陈、何、曹、袁、刘6姓和5000余人的欧阳、胡、黎、唐、朱、张、罗7姓，以及1000～2000余人的蒋、宋、肖、周、谭、邓、吴、蔡、方、杨、戴诸姓，则全部或部分从唐到清先后来自赣西南的袁州、庐陵一带。还有谢、贺2姓来自永新，许姓来自赣州的南康，更有赵、钟2姓则来自赣东北的广信府（今上饶）。但有的是同姓不同宗，或一姓多宗，故有一姓多源的情况，如上述李姓便很典型。很多姓氏，既有资兴土著，也有来自各方的“外来人”，从而使资兴方言趋于复杂化。
迁来较晚的，即明、清时代的移民，至今在其内部仍操各自的母语。如旧市乡的水垄、爻山、垌头、秀流、垄联5村，东坪乡的东坪，湖垌、窖前、乐桥4村，龙溪乡的蔸坪村，清江乡的上堡村和滁口乡的高山、高垄两村共13个村的部分居民，共约4000人仍操赣语；黄草镇的羊兴、源兴、龙兴、冠军、乐垌和黄家等6村，汤市乡的青林、坪子2村，皮石乡的皮石村等9个村的部分居民约4000人仍操粤北客家话；另有从郴州一带迁来的，有皮石乡的皮石、皮里、壁溪、道塘、山塘5村和东坪乡的周塘等共6个村的绝大部分居民共3000余人仍操西南官话中的郴州话。这1.1万人左右均操三方言，即在其内部讲母语，在村外讲资兴土话，与市外人则讲官话。至于1984年才从郴县划归资兴的高码乡的1.5万余居民自然仍讲郴县话，其中不少人也会讲资兴土话。这些现象说明资兴确有相当一部分“外来人”，且多从江西特别是从赣西南一带迁徙而来的。据传，老辈把江西人尊称为“江西公”，现在也还称其为“江西老表”，足见资兴人与江西人“姻亲”之久远，关系之密切。
资兴话与赣语特别是语音是渊源关系，有很多类似之处。在后面的《音韵比较》中，有全面系统而清楚的说明。声母基本相同，归字的音变现象也很相似。古浊塞音和塞擦音，今音不论平仄，资兴土话很多象赣语一样，为送气清音。如“帮[p]”、“并[b]”两纽的“编、鄙、伴、拔”，“定[d]”纽的“导、荡、递、杜”，“从[dz]”、“澄[d]”两纽的“自、造、治、赵”和“群[g]”纽的“近、技、俭、杰”这四组字，今音均分别为送气清音[p‘、t‘、ts‘、tc‘]；“见[k]”纽的归字“江、减、价、角”等一批字在土话中则尚未腭化；“晓[x]”、“匣[γ]”二纽部分混入“非[pf]”纽；凡是韵头或单韵母为[u]者，资兴方言不论官话或土话均变[x]为[f]；“日[nz]”纽则绝大多数归字是零声母，但赣语的“泥”“来”二纽，洪音不分细音分，如：男老师=蓝老师，恼怒=老路；可女老师≠吕老师，黄泥≠黄鹂。而资兴方言则绝大部分地区洪、细均不分，除了汤市、皮石、彭市和黄草四个乡镇外，其余各乡镇则全部n=1，并且全浊声母于阳平声一律读清不送气音。如：
P：耙、排、盘、旁、袍、培、盆、彭、
朋、婆、皮、骈、瓢、贫、平、蒲；
T：台、谭、唐、桃、腾、提、田、条、
亭、廷、同、头、图、团、驮、豚。
显然，这是受了湘语的影响。
资兴话的韵母比赣语多了[u、iu]两韵，少了[oi]韵和前鼻音韵尾[n]，其余则大致相同，只是归字各有所别。音变规律也与赣语类似，特别是资兴官话如此。
赣语有些区域单字调只有4个，古入声消失，分别归于阴平和去声。而资兴话单字调则有5个，并保留了古入声，无分化现象。与古入声不同的是：塞音韵尾[-p、-t、-k、-ι]均已消失，转变到阴声韵里去了。再从收鼻音韵尾的阳声韵来看，《广韵》收[-m、-n、-η]三种韵尾，赣语只收[n]（“寒、痕”二部）和[-η]（“唐、庚、东”三部），已无[-m]尾了。而资兴话则既无[-m]尾，又无[-]尾了。不论山摄和咸摄，或者臻摄和深摄，一律收[-η]尾。调值差别则又大些，两种话除了上声调值均为低降调211之外，其余各调调值幸免对不上号。值得注意的是：赣语和资兴南乡“二都调”的阴平与资兴话的去声调值者是215，赣语的阳平与资兴南乡“二都调”的去声和资兴话的入声调值都是213，这三种话的上声调值均为21。其余各调调值却相差甚远。
从声、韵、调三者来看，说明资兴方言具有赣语最突出的特征，它渊源于赣语，又受湘语和当地土著母语的影响。
语言的变化是不可速成的。从江西人变为资兴人极为容易，只是籍贯的改变，但从江西话变为资兴话则甚为缓慢。然而，长达千余年的沧桑，短也已数百年的历程，语言总是会有演变的。江西人入境资兴后，定居下来与人交往中，自然要受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与搀杂，而资兴土著当然也受江西人语言的渗透与融合，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资兴土话。又由于逐步与外界接触，特别是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发达较早的郴州一带交往愈来愈频繁，故在语音方面又与湘南一些县乡接近，带有较多的西南官话的成分，其官话更是如此。但资兴人不少毕竟是从江西迁徙而来，且与操赣语的酃县、桂东、汝城诸县毗邻，不免要保留一些赣语的特征，自然形成了资兴方言土语极其复杂而独特的局面，并与诸邻县多种方言之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为冲破土语复杂难懂的桎梏与局面，以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资兴也象湘南双方言区其他各县一样，原来官府衙门和文人墨客等少数人用的“官话”也兴起并普及起来了，这种“官话”带有明显的土腔土调，被外地人称之为“资兴官话”。
1949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的进步和新事物的出现，大批外地干部职工来到资兴，大批资兴人又到外地求学、工作，以及普通话的推广，广播、电视的普及，资兴方言已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原说的“早禾、迟禾”，今习惯说成“早稻、晚稻”；“教学、下课”原说[kauxu、xoko]，今习惯说成[tcaucio、ciako]。这便是土语和旧读两成分明显的减少，官话和新读两成分明显的增多。“机器人、拖拉机、电视机、电脑、电化教学、煤气灶、高压锅”之类的新词，便是对各个领域新鲜事物出现的及时反映与如实记载。
资兴话语系湘南双方言区内之一种。那么，它在全国七大方言中到底属哪一种呢？答案是“七不象”！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赣语，且具有较多的赣语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并与多种方言的相互影响、搀杂、渗透、融合与借用，如今似是而非了，资兴人与江西人交谈操各自的方言已起不到交流思想的作用了，这与从北方来的客家人再说不出北方话如出一辙。它虽流行于湘南，也受湘语某些影响，但它不是湘语；它是东南邻客家方言区，并略具客家话的一些特征，却不是客家话；因毗邻广东，也稍有粤语某些特征，但毕竟不是粤语；说它是属吴语、闽语，但与之绝缘；说它属北方方言，但地处华南，与北方话相差甚远；说它属西南官话，可操这种话的人都听不懂资兴土话；说它属少数民族语言，可其语言、词汇、语法均具汉语特征，且平时操资兴话的人均系汉族，而境内数千少数民族——瑶族人仍操瑶语。因此，它也象湘南地区其他各县土话一样，属混合型方言，但又不同于其他任何方言，只流行于资兴境内约27万资兴籍人口之中，故无必要归属于全国七大方言中的哪一种，仅称其为湘南混合型方言中的“资兴方言”。
关于资兴官话和土话的特点，两者声、韵、调完全一致，只是其归字各有所别。
声母的数量和读单完全相同，归字则部分有异。从每个字而论，声母相同的多。古全浊声母今均已清化，这与赣语相似。“帮、端”两母多数均念清不送气音，只有少数送气。官话、土话的洪细两音，泥母[n]均变读为来母[l]，这又与湘语相似。知母全部混入精母[ts]，并有少数送气；澈母大部分混入清母[ts‘]，少部分则变读为心母[s]；日母[nz]多数变为零声母，少数变为来母[l]，其韵母绝大多数随之变为齐齿呼；见母[k]则部分仍保留着[k]，另部分已腭化为照母[tc]，洪音、细音均如此；[f][x]相混，官话、土话均同，韵头或单元音为[u]者，则晓母[x]一律混入非母[f]。影、喻、疑、微等母在普通话中一般为零声母，在资兴话中，影、喻二母亦为零声母，但疑母的“熬、颜、我、傲、额”等一些字仍保留着[η]，而疑母“研、宜、语、义、业”等一批字则变为来母[l]；微母的“尾、毋、网、望”字在土话中仍保留着明母[m]。
官话、土话的韵母也完全相同，且绝大部分与普通话的韵母相同或相近；但也象声母一样，就每个字而言，则与普通话相差甚远，土话则相差更远。与中古音一般的演变规律大不相同。单就土话而言，原假摄部分变果摄，如“麻马”念[momo]；蟹摄部分变假摄，如“栽菜”念[tsats‘a]；流摄部分变蟹开一，如“走漏”念[tsailai]山摄部分变果、宕、蟹三摄，如“难拦”念[lolo]、“谈判”念[taηp‘aη]、“棉线”念[mici]；曾摄部分变宕摄，如“藤凳”念[taηtaη]咸、效、流三摄部分变蟹摄，如“叠贴”念[tit‘i]、“桥摇”念[tc‘ii]、“久留”念[tcili]；梗摄部分变臻摄，如“清明”念[ts‘eηmeη]果摄部分变遇摄，如“骆驼”念[lutu]；山合一恒部分变遇摄，如“乱算”念[lusu]。类似的变化，土话中还有一些，而官话则只限于部分洪音有此现象。
关于声调，官话、土话均为五个，且调值全同，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其归字也绝大多数一，一只是在上、去、入三声中各有一批字在土话中念阴平声。但内部五个方言区之间的调值部分差别较大，特别是南乡话的“二都调”与众不同，它与兴宁话的“街上声”调值比较，第一调215同于第四调，第五调44同于第一调，第四调213同于第五调。另外，其中滁口话和“北路腔”第二调均“唱高调”，约高于兴宁话阴平调调值的3度。
资兴土话两字以上的词组连读变轻声（小圆点标在调值末尾的度数后，既表轻声，又表轻声的高低），如：开花[k‘aixo]、天晴[tits‘eη]、东风[toηfoη]、第一[tii]、前头[tc‘itai]、看电视[k‘utiηsi]、到车路上[tauts‘olusaη]。按词语的结构，以上动词、主语、中心词、词头、词尾和介词都是轻声。
土话相当一词语有个突出的特点是新旧异读。近代，特别是1949年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学官话的人飞速增多，故在土话中新读的字也愈来愈多。其异读的有异声、异韵、异调、异声异韵、异声异调和声韵调全异等七种情况，现略举数例（有字为旧读，后字为新讯）；如“煮熟[sou]”和“成熟[su]”；“教学[xu]”和“勤学[cio]”。官话则只有新读，没有旧读。
词语的一词多义，也是土语的一大特色。如“大大”[tata]一词，在土话中通常用来表示“父亲”一义，但尚可表示“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舅父”等意义；“娭毑”[aitsei]一词，通常用来表示“母亲”一义，尚可表示“姑母、姨母、舅母”等长辈。这两个词在其前冠以“姑、姨、舅”等字，以示区别对象。
土话中的物量词“只”[tso]，相当于普通话的“只、台、部、辆、个、棵、颗、把、匹、条、口、座、架、艘、所、张、枚、盏、片、首、栋”等20余个物量词。而“个”[ku]则相当于普通话的“位、架、轮、门、枚、副、面、顶、把、块、只、口、尾”等十余个物量词。
动词“吃”[tc‘io]则包含了普通话的“吃、喝、吸”等词，如“吃饭、喝酒、吸烟”，资兴土话均说成“吃”。
至于语法，土话与官话大多相同或类似，但亦有其明显的差异之处：
合二而一的称谓只有土话才有，官话则少见（斜线前为土话，斜线后为官话，圆括号内为普通话）：
娘爷父母[liaηiofumu]/爹娘[tiεliaη]（父母）
继父老子[tcifulaotsi]/继父[tcifu]（继父）
妻公老倌[tciokoηlaukuaη]/岳父[liofu]（岳父）
妈妈老娘[mamalauliaη]/妈妈[mama]（母亲）
还有：爷老子（父亲）、妻母老娘（岳母）、大伯老子（夫兄）、妻兄把把（内兄）和妻弟老弟（内弟）等词均属此类。
用单否定来表肯定是资兴土话话语法中的又一特色。如“先不先”[cipuci]（先肯定后否定）和“还冇前”[xamautc‘i]（先否定后肯定）两词语，其结构和表达方式各异，但都是用单否定来表达肯定。如“抢先起跑”、“最先到会”、“首先发言”和“有言在先”等词语中加点的副词在土话中都可用“先不先”或“还冇前”取而代之。
语法结构的明显差别，土话也独具特色，如：
货车上嗯许坐人/货上不准人坐（倒主为宾）
你不来该啷/你不要到这里来（省能愿动词“要”和介词“到”，“来”成为谓语动词）。
土话与官话在语音、词汇与语法诸方面的差异尚多，这里只举了些突出的例子予以证实。
（节选自李志藩《资兴方言》一书） 鲍厚星、颜森（1986）《中国语言地图集》（1989年）、“湖南方言研究丛书”中的《代前言》（1999年）等归为赣语；
认为资兴方言是赣语。
赣语是江西的方言。但湘东地区自北而南包括：临湘、岳阳(东部)、平江(大部分)、浏阳(大部分)、醴陵、攸县(大部分)、茶陵(大部分)、炎陵(西北部)、安仁、永兴、资兴、耒阳、常宁等地却形成了一狭长的赣语区。在湖南的湘东地区形成赣语区，这确实值得一探原由。
形成方言的因素很多，有社会、历史、地理方面的因素，如人口的迁徙，山川地理的阻隔等，也有语言本身的因素，如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等。湘东赣语形成的主要因素应该是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人口的迁徙。
湖南和江西不仅在地理上是相连的，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司马迁《史记·食货记》中有记载：“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而汉代的豫章包括了今天江西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早在《史记》时代，江西和湖南就被人民视为同一区域，其语言自然会有密切的相互影响。
湖南古为蛮夷之地，为苗瑶之故乡，人们畏其多瘴，不敢前来定居。从汉朝至明末千余年间，湖南都是地广人稀，传统的农业未见完全开发。元末明初的连年战祸，以致“残毁瓦砾，荆榛千里，如一青燐，白骨所在皆然。” “杀男妇数十万口”，如此惨烈兵祸，使湖南大部分地区田园荒芜，湖南人口由是大减，乃至于有“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之说。长沙县志亦谓：“旷土漫衍，人星寥落。”醴陵“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在。”不得不招民垦种，吸收临近移民，使之渐渐繁衍。
五代以前，湖南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方，结果是在湘北形成官话区。
五代以后，外省人移入湖南省，多来自东方，主要是江西省。据相关统计，外省人移入湖南者，五代至北宋，江西占十分之九；南宋至元代，江西占六分之五；明代为移民极盛时期，江西籍仍为主体。清同治《醴陵县志》：“洪武初召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据近人统计，醴陵县明代从江西迁入的有296族。《茶陵县志》：元至清代，境内人口迁徙频繁，据66部族谱记载，其间自赣、粤、闽、浙、皖等地入迁，衍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赣也是排在首位的。父老相传的“江西填湖广”之说也算是一个证明吧。
江西人外求发展，是因为江西“人稠地狭”。邻近的湖南成为首选地之一，湘中腹地是湖南开发较早的地方，经济相对发达，人口密度较大，湘南湘西又过于偏远，往湖南方向迁移的江西人便选择了不用长途跋涉而又地广人稀的湘东地带居住下来。
江西籍移民也带来了他们的语言――赣语。因为江西移民主要集中在湖南东部，当时的湘东本就地广人稀，移民又是批量聚居，他们的母语得以保存下来，湘东由北而南狭长地带的赣语区也就由此形成。毕竟处于湖南境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湘语已经在湘东赣语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又使得今日湘东赣语与江西境内赣语差异不小。 陈立中（2002）则把它当作土话加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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