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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小身材瘦弱、不喜农事的我，靠着“读书改变命运，从此不再在‘坷垃窝’里刨食”的信念支撑，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磕磕绊绊，摸摸索索，总算是跳出了“农门”，成为父母那一代人眼中的吃“商品粮”的人。
我把自己定义为“城一代”。
考上大学转粮食关系那天，在村里当了三十多年会计的大伯，给了我一个他用了十几年的“掌中宝”——一个巴掌大的皮革手包：棕黑色，三层带拉锁，一头带有可以套在手腕上的手环。
大伯说：“你是咱家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我也没什么给你的。这个包是十几年前乡里发的奖品，我用了十几年，好好的，给你吧！”我接过了手包，就像接过了一代人的期望。
那个手包陪我走过了大学和上班之后几年的时光，上学时装零钱粮票，上班后装证件饭票，走哪都带着。现在想想，那可是我当时身上唯一的带有皮革的物件。
至今，那个手包还在我书房的抽屉里放着，里面现在装的是我从小到大的“大头照”——各种证件照片。
每次看到它，都会让我回忆起自己这一路磕磕绊绊的成长。
『2』
我的小学是在本村上的，那时候几乎每个村里都有自己的学校，老师也多是本村的民办代课老师。我们村那时人口不足一千，学校连年级都开不全，通常每个年级都有几个上了两三年的“留级生”。
因为校舍年久失修，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学校后面的杨树林里上课。树荫下，搬着自家的板凳，坐成几排，等老师上课。老师会把一块小黑板，挂在杨树上，拿一根杨树枝当教鞭，伴着风吹杨树叶的沙沙声，领着我们朗读、算数。这时候，旁边总会站上几个手里拿着活计——“掐辫子”的七大姑八大娘，眼里都是羡慕的目光。
为了修补教室，学校让每家都拿出了几捆玉米秸秆儿，作为房顶材料，再敷上一层掺了麦糠的泥浆，上面又盖了一层蓝瓦。夏天下雨，房顶是不漏了，可一到冬天糊了窗户纸的教室冷飕飕的，手脚冻得像发面馒头，我的脸也冻了两大块，紫红紫红的，又痒又难看。
后来，窗户纸换成了塑料布，结实了一些，仍挡不住呼呼的北风，还呼啦啦直响。记得去乡中学报到时，看着窗明几净的教室，心里那个美呀！无法用语言形容。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全班32个人，被通知全部留级，也叫“墩班”，应该跟现在的干部“墩苗”差不多。老师的原话是：“谁不想‘墩班’，就直接去考初中。”五年级还没上，谁敢去考初中？再说，还要能考上呢！
『3』
初中三年，过得浑浑噩噩。
首先是课目一下子增加了好多，英语是第一次接触，老师也都是“土老冒”出身，听不懂发音，只能注上拼音。地理、政治、历史，后来还有物理、化学、政治，都是新课程，看着陌生，听着新鲜。
每周一次的音乐课，对于五音不全、没有音乐细胞的我来说，简直是折磨。体育课印象中没怎么上过，偶尔有一次，还是副校长拿个哨子站学校中间，让我们四十几号人，围着他转圈喊口号：“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除了学习用的课本、练习册，我们基本上没有别的学习资料。每学期仅有的两次考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都是由老师自己刻卷子印刷考卷。用一种特制的钢笔，在蜡纸上刻写考题，再油印成一套套考卷。许多时候油墨还没有干透，一次考试，每个人都弄得满手都是油墨，脸上也有。
那一届中考，我们全班四十多人，高中一个都没考上，就算是在班里名列前茅的我，距离录取分数线，还差了120几分。后来上了高中，我总结经验教训，觉得除了老师的教学水平和个人努力之外，唯一的差距就是：做题太少了。原因嘛！也许是油印太麻烦，学校也没钱，干脆就不干。
也是从那一年，我的好多同学都放弃了复读，进入了社会，从此走上不同的人生路。
『4』
原本打算就地复读的我，因为本家一位热心叔叔的帮忙，去了一所当时比较好的镇中学。好多县城的学生，都从城里转到这所学校就读，教学质量和升学率也是拔尖的。
现在想来，我真的很幸运，那是一次改变我命运的转校。无一例外，还在那所学校复读的同学，第二年仍是一个都没能考上。
这次转校，因为离家远，我从原来的走读生，第一次成了寄宿生。这所学校是寄宿制学校，所有学生全部住在学校，每周休息一天。我只能慢慢适应寄宿生活。
因为转过去的学生太多，一个上下铺要睡四个人，一个90公分宽190公分长的床铺睡俩人。宿舍都是原来三大间的教室，隔成两个宿舍，上下铺床连成大通铺，每个宿舍住一个班的男生，30几人。
第一周结束后返校，我的塑料洗脸盆就不知被谁给踩碎了。看着一地的塑料渣渣，我欲哭无泪，又“举目无亲”，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忍着。
需要忍的还有学校的伙食。因为第一次住校，看着拿在手里的饭票，对于几两有多少？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更不知道自己能吃几两馍？要订几两饭？粥饭是要提前预订的，由每个班的生活委员，提一个大铁桶，拿一个大铁勺，二两一勺打到不锈钢饭缸里。
自从第一次打了二两饭之后，看着缸里粘稠的白面糊涂，实在难以下咽。后来的一年当中，我再没有订过饭，只吃馒头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或豆酱，喝点热水。
因为是复读，学习还是第一位的。临近春节期末考试，我跟我们班的第一名，一位来自河北的同学商议，怎么复习更有效，期末考试能拿到奖状。
他告诉了我他的一个秘诀：每天半夜两点起来背书，五点再回去睡觉，跟大家一块起床。
从那以后直到考试前，我跟他都是偷偷地半夜起来，摸到教学楼一楼，从没锁的窗户跳进化学实验室，借着走廊里的灯光，背书三个小时再回去睡觉。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回去时手脚都是麻的。
就这样坚持了二十多天，期末考试他还是班级第一，我考了第二。中考也顺理成章成为全班七个考上县一高正式生当中的一员。
『5』
高中在县城，距离家里有四十多里路，还不通公交车，来回全靠一辆自行车。吃饭的饭票都是用麦子去换，一袋麦子一百斤，能换八十多斤饭票。
一百斤的麦子也要靠自行车驮到学校。报到的时候，我自己去的。中间麦子掉了好几次，需要重新绑好再走，四十多里路走了三个多小时。
有一次放假回家，遇上下雨，还没有硬化的泥土路，除了积水就是泥浆。自行车后来骑不动了，只能推着走，隔一会儿还要停下来，把堵在车轮里的淤泥清理一下，不然根本走不动。力气大的成年人，遇到这种天气，都是把自行车放到肩膀上扛着走。
那一次走了五个多小时，回到家里天已经昏黑了。我的印象里没有委屈难受和辛苦劳累，有的只是泥泞难走的路，还有那昏黑无人的夜。
高一下学期，我迷上了看小说，武侠的、言情的、悬疑的、历史的，借到什么看什么，看得昏天黑地，看得寝食不安，看得成绩下滑，看得班主任几次专门谈话。
也是从那时候，数理化开始跟不上节奏了，成绩也从十几名下滑到三十几名，从此徘徊不前，直到毕业。也是因为看小说，会考一门缺考，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高考报名时，教数学的班主任，拿一根削得很尖的铅笔，在那一门显示“0”的科目上，不断地用笔轻点，这样反反复复，呈现出的“60”数字，竟然跟打印上去的，看不出任何差别。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班主任把“0”改成“60”有什么“深意”？我只知道最后我考上了大学，有了大学毕业证，高中毕业证有没有也就无关紧要了。
『6』
大学学的是体育教育专业，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因为高考体育专业考试时，专项跳高发挥失常，原本想上武体的我，因一分之差被调剂到了本省一所专科院校，入学文化分高出班级第二名170多分。
原本不打算去上的我，因为母亲一句：“去看看吧！有人上你就上，反正学费也不多。”就独自一人背着简单的行囊，乘火车坐汽车，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
说实话，虽然学的是体育，但“半路出家”当时只为上个好学校的我，却着实不喜欢被别人带着有色眼镜，常常称做“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育生身份。所以，除了必须上的专业课之外，我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读书和参加社团上面。
当时，正赶上学哥学姐们到各系各班做宣传，我不喜欢校学生会的事务性工作，就选择了校团委的广播站。现在想来，我后来工作后的去向，是不是跟当时的选择如出一辙？
校团委广播站当时招聘三个类别的人员：播音员、编辑和器材管理员。我自认没有嗓音优势，又不喜欢摆弄喇叭扩音器那些电器玩意儿，就选了编辑。
说来自己从小喜欢读书听广播，高中时还参加了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关于30周年纪念·广播故事的征稿活动，拿了个优秀奖，奖品是记录广播电台30年发展历程的纪念册。因为这个情结，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广播站的编辑海选。
经过三轮自荐演讲答辩，我成为当年五名编辑中唯一的男生，编辑部部长是一位大三的学姐。她说：“你是我们建站以来，从体育系招的第一位编辑。”我不知道广播站什么年代建站，也不知道她说的“第一位”是个什么概念。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课余时间写播音稿、泡广播站的美好时光。后来，还有幸成为了编辑部部长、广播站站长。
2000年是千禧年，我们制做了跨世纪的专题特别节目。为了录好跨世纪的“钟声”和“脚步声”，只有简单设备的我们，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录制。整个大楼除了我们几个，再无他人，寂寥无声。换了十几个座钟，在走廊里换着脚步轻重，走了近百个来回，直到天擦亮，才有了比较满意的几条成品。
大学时间虽短暂，却为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的听说读写能力进一步提升，我的眼界格局进一步放大，与人相处、跟人合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7』
毕业之后的去向，我纠结了好一阵。好不容易考出来，不想回老家。从学校刚出来，也不想再回学校当老师。这是我的理想化考虑。回到现实，专科学历，体育专业，一无背景，二无家底，只能靠自己。
在家人的劝说下，我只能选择向现实低头。毕竟花了家里这么多年的钱，还有弟弟妹妹。在考虑诗与远方之前，生存是第一位的，现实要求我马上工作，马上赚到钱。
好在县实验中学一位校长和教务主任，听了我十五分钟的试讲之后，当即拍板让我过去担任初一的体育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们正在筹建一所民办公助的初中，急需一批年轻老师。
也是因为那时候年轻，从来没考虑过公办和民办，有编制和没编制，就是一门心思干好眼前事，教好每一课。
学校正在筹建中，老师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师训，九月份开学时租了曾经的教师进修学校作为临时办学地点。就算是这样，教学楼还没有完工，窗户也没有安装，校园里都是砖头瓦块，学生宿舍每到下雨总是漏水，教室里也是呼呼往里灌风。这个时候，我们几个年轻老师就要爬到房顶上，临时盖上塑料布遮雨。
坎坎坷坷的日子总是难忘。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工作劲头正足，脑子里也没有条件差、待遇低、工作辛苦这样的概念。就算是对待学生也是尽心尽力尽责。作为班主任，全班67名学生，我挨个谈心了解情况，对于学生的心理状态、学习问题和家庭情况了然于心。
有一名女生，身材瘦小，平时肠胃不好，总是胃疼。家境贫寒，大人又常年在外，久而久之孩子的肠胃小病就拖成了慢性胃炎。我经常要领着她去看病，有时候还要垫付医药费，那时候工资才四百多块钱。后来我费尽周折联系到了她在县城工作的叔叔，才算是让她的病得到了正规治疗。
我的细心和耐心得到了回报，班级纪律好，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学习主动，每次期中期末大考，我们班的总分总是排在年级第一的位置。
『8』
我当老师的时间不长，三年时间，包括后来因为我们那一届最后一年管分配，我回到老家的乡中教了一年的英语，也是班主任。总的算下来，教了两年体育，一年英语，三年都是班主任。
在乡中那一年，因为当时已经结婚，家在县城，就要来回跑。更多时候，因为有夜自习和晨读，就在学校安排的宿舍里住下。宿舍一般是几个老师住一间，我住的那间住了四个人。平时经常在那住的就一个人，我算是住的比较多的。
有一次，县城俩同学过去看我，正赶上我发高烧，四十多度，打了针吃了药，在饭店坐都坐不住，头晕眼花想晕倒的感觉。只能让同宿舍的老师招待，自己回去盖上被子蒙头捂汗，半个小时功夫就大汗淋漓。
同事回来后，说俩同学要走了，没有车送，推了辆自行车也要走。我一听，立即掀开被子冲了出去，追到校门外也没看到人。后来俩人说，喝了点酒，自行车半路掉链子，推着回的县城。
『9』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搞乱了整个生活。《老子·五十八章》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因为篮球赛上骨折回家休息，同时也得以有充足的时间，备考县里的公务员招考。
年底，我正式结束教师生涯，到县里机关上班，成了一名公务员。隔行如隔山。从专业技术人员到机关公务员的角色转变，着实需要一些功夫。
作为一名初入机关的小公务员，首先就得有眼色。眼看着同去的公务员，每天一大早忙不迭地给“一把手”打扫卫生、换煤球，自己却无动于衷。别人下班吆五喝六，下馆子喝酒，自己却忙着处理文件，编写信息。
那段时间，说心里没有失落感是假的。但我相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位领导也说过，不要羡慕别人偷奸耍滑，平时多干点就是给自己脚下垫砖，总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
也许真是应了领导那句话。“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2008年5月12日那天，我被抽调到另一个部门帮忙，从此开启了人生又一次成长之路。
『10』
新部门的工作繁琐又具体，还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到岗第一天，就遇到了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特殊事件。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尽管是新人，我也领到了第一个任务：写一篇倡议书，号召全体干部职工捐款献爱心，支援灾区。
之后的工作就越来越繁琐，越来越具体。这段时间，我也第一次遭遇了本领恐慌。不会五笔电脑打字，只能一个指头敲键盘。写一篇信息，领导改完，连题目都没剩下，整篇文章都面目全非，几乎推倒重来。下午接到上面通知，第二天上班就要结果，只能通宵达旦的加班。
这样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十年的时间，过没了青春，徒添了白发；十年的时间，除了年龄增长，近视度数和体重也不断增加。
当然，十年的时间，自己也收获了许多。不会打字排版，就买个电脑，在家里偷偷练习，不懂不会就跑去打字社请教。信息稿件质量不高，就多读书多看报，平时多积累多摘抄，剪报积了几大摞，摘抄写了十几本。后来的信息改的越来越少，有不少还登上了内部刊物，甚至是上面的报刊杂志。
『11』
有一句话说得好：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关键是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住一时默默无闻，终能等来花开时节。
进城工作后，老家的人有孩子上学报志愿，毕业找工作，包括遇到难事、愁事，都喜欢打个电话给我，或者过来找我聊聊。
我能给他们说什么呢？说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成长体会。主要是树立一个理念，坚持三个习惯。
一个理念，就是终身学习，终身成长，活到老学到老，一刻不忘学习，一刻不放松学习。
三个习惯，就是读书的习惯，运动的习惯，自律的习惯。
尤其是年轻人，正在上大学，或者毕业刚上班，我总是给他们说要有这一个理念，三个习惯。
事非经过不知难。经历才会明白，承担才会成长。谁的人生都不能简单复制，成功的经验只能慢慢体悟，才有可能成为对自己成长有用的营养。
作为刚刚跳出农门的“城一代”，一头连着老家的乡愁，一头连着城里的灯火，承上启下，承前启后，是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时代变迁的见证和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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