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周秦时代。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便“教其民田蚕织作”。秦始皇并吞六国，秦人为逃避苦役，不断浮海迁徙朝鲜，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养蚕织丝技术。徐福东渡日本，“率童男童女数千，带去丝织品五谷和舟师百工”，至今仍被日本人民视为蚕桑之神。西汉时，中国海船已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起航，携带大批丝绸和黄金，开往今越南、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以丝绸换取各国珍珠、宝石等特产后返航。
三国时期，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又有长足进步，所造海船，坚固而庞大，远望如楼阁。地处东南沿海的东吴凭借舟楫之便，加强了同东南亚诸国的联系与往来。吴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孙权派遣朱应和康泰二人赴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从事外交和考察活动，因而了解了许多有关东南亚和南亚的海陆交通情况。他们亲自经历及据传闻所知的国家达百余个，归国后撰有《扶南异物志》和《扶南传》（亦称《吴时外国志》）。这是中国最早派专使浮海到东南亚各国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
东晋时，法显从印度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由海路搭商船回国。他撰写的《佛国记》，生动记述了他在异域求法的经历和沿途的所见所闻，并描述了从师子国到广州所需航程及与之相关的详细情况。继法显之后，经南海丝路来广州的、有姓名可考的高僧就有10人。当时，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商人、高僧均循海上丝绸之路前来，到广州、扬州。建康（今南京）等地通商或传教。据中外史书的记载，其时（五世纪上半叶），中国海船已能远航至波斯湾。
隋炀帝时，曾派常骏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赐给国王丝绸5000段。国王“以舶30艘来迎”，并派王子同常骏一起赴中国作友好访问，不久，主管对外贸易事务的大臣裴矩曾“以蛮夷朝贡者多”为由，在洛阳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变相“交易会”，可见隋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
唐、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历史的“发展时期”。唐朝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市舶贸易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所写《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录了从广州到波斯湾及远至东非沿途的地名和航程，由此可知，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但航线远远超过汉代，而且沿线所经国家的地点及航程也比汉代要多、要长。宋元时代，航海中已经开始应用指南针导航。宋元增设市舶司达7处之多，有的还在其下设市舶务，采取了更为积极的鼓励和招邀外商来华贸易的开放政策。自两宋开始，陶瓷和丝绸一样，成为由海上丝绸之路外运的主要商品。元代，为鼓励发展海外贸易，朝廷采用官本船的办法，即由官方出资造船，所得利润官方得七成，经商者得三成。其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诸国进行丝绸、瓷器贸易的情况，在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中，还详尽记载了从温州至真腊的航程中开始使用罗盘针导航的情形。
郑和下西洋15世纪是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的海洋世纪。在这期间，东西方先后出现了三大航海活动，即：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中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远航，公元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远航以及公元1498年葡萄牙航海者达·伽马（Vaseo da Gama）绕过非洲好望角最终抵达印度西海岸、开辟了东方新航路的远航。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大明王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招致各国来朝贡，他以明初强大的封建经济为后盾，以先进的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为基础，把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关系和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繁荣发达的新阶段。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明州（今晋宁）人，回族，世奉伊斯兰教。12岁时进入燕王朱棣藩邸，为宦者（即太监）。朱棣称帝后，升为内宫监太监，赐姓郑，也称“三保（三宝）太监”。其时，南洋诸国多奉伊斯兰教，郑和有才能，又是伊斯兰教徒，因此当明成祖准备派人赴海时，便选中了郑和。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郑和所到之处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历史上便把他的远航称为“郑和下西洋”。
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奉命统率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包括宝船和大小各种船只200余艘，船员2．7万余人），先后七次出使西洋，时间长达28年之久。郑和船队纵横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远至赤道非洲以南的广阔海域，遍访了亚非30余个国家，这不仅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郑和船队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加里曼丹北部）、满刺加（今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彭亨（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今属印度尼西亚）、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三佛齐（在巨港一带）、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美洛居（令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占城（令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榜葛刺（今孟加拉）、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小葛兰（今印度西海岸）、锡兰山（令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在波斯湾，属伊朗）。阿丹（今亚丁，在红海口）、天方（今麦加）、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刺哇（今索马里布腊瓦）、竹步（今赤道以南、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麻林（今赤道以南、肯尼亚的马林迪）等。
郑和在七次远航中，推行了明初“不穷兵、不疲民、而礼乐文明，赫昭异域”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往来，对当时伊斯兰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直接影响着所到各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每次，郑和的船队都是满载货物往返，主要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他们带出的手工业品有丝绸、瓷器、铁器、铜钱等等，带回的土特产品则是应有尽有，其中不少是奇货异宝乃至珍禽异兽，如珍珠、珊瑚、宝石、香料、麒麟（长颈鹿）、狮子、鸵鸟之类。因为收买了许多珠宝财货，所以郑和的船有“取宝”之名，被称为“宝船”。
郑和开始下西洋后，许多亚非国家便纷纷遣使来中国，除了建立彼此间的外交关系外，也进行贸易活动，比如永乐15年（1417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受到永乐皇帝的隆重接待。东王在归途中病死于山东德州，永乐皇帝降旨为其建墓立碑。东王墓至今保存完好。永乐21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16国使者来京，随行者多达1200人。自郑和下西洋后，到南洋去谋和生的中国人日益增多，同时也就把许多手工业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洋，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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