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泉历史悠久，从古且兰国开始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城文化。
春秋时期，福泉发育了土著的且兰文化以及牂牁夜郎文化，遗留下来了当时的图腾崇拜。秦统一中国后，强迁中原豪富罪臣散居外地，汉代又“遣将吏发卒以治塞”。这些被贬为边官的罪臣和豪富、军士迁入且兰（今福泉）等地，带来了中原等地的发达文化。加之先进生产工具与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朝廷派遣官吏增多，兵卒屯田，大批汉族劳动者亦一同迁入。外来文化的大量传入与融合，使平越古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明宣德年间，平越首设官学教育。明、清两代，平越先后设有卫学、府学、州学、县学等各类官学以及书院、试院等教育体系，平越府学及墨香书院在黔省颇负盛名。各类官学旨在培养科举人才，选拔官吏。明正德年间，平越卫学生员黄绂高中进士，开平越科举先河，官至户部尚书等职。康熙乾隆年间，牛场渚浒王氏族中先后中举13人，其中王梦旭、王梦尧、王士俊叔侄三人为同朝进士共职翰林，世称王长“一朝三翰林”。明清时期，平越共中进士20多名，举人130余名。平越进士举人之多，在黔南乃至全省位居前茅，实为“黔南文星所萃者也”。
平越留下了许多骚人墨客、达官显贵的足迹和诗词。其中有徐霞客、林则徐步履平越的传说；王阳明的《七盘诗》；道教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在福泉山筑台结亭，得道成“仙”，云游四方，宣扬了道家的伦理道德。明、清两代，平越以诗词、书法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比较丰厚，仅福泉山诗文佳作；进士黄绂、王士俊的专著与诗文成了传世佳作；进士王政恒擅诗文，素有“江南才子”之称；邑人盛仲芳与张茂英、金声号称“藜峨三隐”；邑人奚荣先编修的《平越府志》居黔省修志前列；平越卫指挥奚国柱于万历年间在仙影岩所书的“神留宇宙”四字，笔势飞动，堪称一绝；竹王城内莲花岩摩崖的“天削芙蓉”四字，刚劲韧拔，有关史料记载为明建文皇帝朱允火文 南行于此御题。张三丰在平越修道期间，所著诗文遍传民间，《真仙了道歌》、《三丰答献王诗》等佳作广为传颂，福泉山高真观上“只许清风把道院，通无色相到禅扉”等众多楹联篆刻在殿柱之上，三丰文化将古城文化推向了鼎盛时期。
以道教、佛教为主的宗教文化亦广泛传入与发展。仅城内就建设了20多处庙宇。这些古建筑的精湛建造技艺展示了当年宗教寺庙文化的风貌。其中福泉山的建筑群体素有“道冠黔南”之誉。与宗教文化同时鼎盛的还有古迹文化与石刻文化。这些文化古迹群体中，计有城池2座，土司衙门2处，石桥百余座、摩崖碑刻几十处、塔碉牌坊数十座，以及学宫、驿站、屯堡等古建筑。
在民间，唱花灯、跳阳戏、迎二郎神、玩龙灯以及芦笙舞蹈、山歌对唱、锁呐吹奏等民间文化活动盛行，民间故事、歌谣广泛流传。除迎神活动已停外，其余均有沿袭。其中，花灯剧目及山歌情调为一方所长，全省少有的古老阳戏被称为戏剧中的活化石。
清末，平越废科举，兴学堂，近现代文化教育开始起步。抗日战争期间，县境地处抗战后方，又是黔东交通枢纽，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客曾途经县境下榻，一批军政机关与外省民众迁居县内。外来文化的传入，促进了全县经济、文化的发展。交大唐山工程学院（含北平铁道学院）及桂林师范学院驻平越期间，县城一时形成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至大学的教育体系。这一时期是平越文化教育的黄金时代。交大兼办的平越中山中学成为当时全省的名牌中学。40年代，县内始有电影院等现代文化设施，县城等地广泛开展诗词创作及抗日宣传活动，县人刘文钦、刘樵松、刘剑魂的诗文推崇一时，时称平越“三刘”。
新中国成立后，古城文化又步入了新的发展历程。文化活动领域广泛涉及文化教育、文学创作、文化艺术、群众体育以及广播、电影、电视等诸方面。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广播电视从无到有，覆盖全县，群众文化活动遍及城乡各地，民间传统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以神话故事为主体的民间文学大放异彩。文化教育方面，全县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均取得较大成就。
福泉文化的发达与进步，还体现在工农业发展、科技进步等许多方面。全县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磷化工业的崛起以及交通邮电面貌的改观，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城镇建设的布局等等，都充分展现了福泉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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